3財富的狂歡 眾生相

這些年財富爆發(fā)帶來的脆弱繁榮之下，也涌現了一大批賺得盆滿缽滿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是哪些人呢？主要有三類典型代表：

〉第一類是國有制企業(yè)。

保利、中信等這些國有制企業(yè)為什么發(fā)展這么快？他們慣常的做法是派了幾個人帶著一兩個億的啟動資金，然后利用國有企業(yè)的背景，貸款套利，低成本獲取資源，很快就可以滾出個幾百億，而這樣的故事也只能發(fā)生在這樣的國有企業(yè)里。就像很多銀行和政府的官員所說，“跟國企的人打交道不發(fā)怵，沒政治風險，他們貸了幾百億盤不起來也沒關系”。同時這樣的事從央企到各省城投再到政府投融資平臺，俯拾皆是，官商關系微妙異常，而效率卻極其低下。因此有個說法，西方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畢竟“肉爛在鍋里，肥水不流外人田”。

究其根本還是這些人獲得了一種治外法權，不僅分享溢價收益，而且在官商生態(tài)中能夠更直接、更肆意的獲取暴利。

回到現實，我們發(fā)現“小道理”還是要服從“大道理”。中國經濟一路走來要三個東西：

第一要公平，毛澤東要公平。就像諾貝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奇?哈耶克在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所說的一樣，那個時代的革命貌似偉大并希冀著走向一個很偉大的歸宿，但其實是走向了地獄，全民受難。事實上，整個中國也確實隨之進入了一種壟斷、獨裁、專制的階段，所以毛澤東要的是公平。但這種沒有效率的公平，本身就很難成立，由此也才有了1978年的改革。

第二要效率，鄧小平要效率。因為沒有效率中國就不能往前走，“摸著石頭”才能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帶來中國特色的經濟發(fā)展，而最終就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國勢和暴富。但這個過程中自然出現很多問題，包括社會腐敗、兩極分化等。怎么辦呢？

我認為，下一步習近平要的是權力。眾所期待的國企改革方案讓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因為在國進民退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要繼續(xù)做強做大效率低下的國企呢？因為習近平意識到中國新一輪的改革，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是推動不了的。因為這次改革不像原來那樣還有很多人積極推動，而現在的各個層面已經存在很多既得利益者，因此少不了轉大彎、過大坎。就像習大大在談改革中說道，“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qū)，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中國未來的改革和發(fā)展，單靠民營經濟是不行的，充其量多增加一些稅收。但是政府可以通過在組織上、機制上、人才上對公有制企業(yè)進行控制，為中央集權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因此我認為，未來央企、國企在新的治政邏輯下還將繼續(xù)發(fā)展繼續(xù)壯大。

〉第二類是集體所有制企業(yè)。

中國這個國家還有一道奇特的風景，就是紅帽子集體企業(yè)。什么是中國特色？就是一邊搞改革、搞開放、搞市場經濟，一邊又必須堅守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和國家本色。

江蘇華西村

而這個過程中就涌現出一批精明的、狡黠的、深諳中國國情的一批人，如村支部書記，他們利用大包干的方式通過“掛羊頭賣狗肉”的方法實現了暴富。最有名的如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南街村、浙江的橫店、山東的南山集團等。比如橫店通過并村把幾十平方公里變成上百平方公里，土地作價后瞬間坐擁數千億的資產，開創(chuàng)了響當當的“橫店模式”；南街村也用上百億做出了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典范”。

這些人的共同點就是投國家政府之好，嘴上堅持社會主義，堅決不摘紅帽子，以所在的一畝三分地為中心，“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建立“根據地”，但卻外圓內方的用市場經濟的方式對接，幾百億的從銀行貸款，打造出屬于自己的獨立王國。這些人懂得土地的價值，將土地死死攥在手里，因為“給共產黨用不如自己用”。他們甚至不通過行政劃撥，直接通過商品化、市場化，一下子幾十倍上百倍的翻番溢價，搖身一變就成了巨大的暴富者和成功者。更可笑的是很多政治人士還把他們當成“社會主義樣板”，很多五毛們更是為他們“搖旗助威”。

但懂經濟的人一看便曉那是“皇帝的新衣”，因為屁股都露出來了，說透一點就是打著旗號玩弄資源、資產、資本的轉換關系。但他們自己的解釋則叫“外圓內方”——“外圓”是一定與市場對接，“內方”則堅決自己所有，可謂名利兼得好事占盡。當這些人死后就把資產統(tǒng)統(tǒng)的傳給兒子，就這樣，一個個極富封建主義特色的紅帽子形象堂而皇之的游走在歷史的舞臺上。但你又不能指責這個“雜種”，因為經濟本身就是扯不清的東西，況且存在即是合理。

〉第三類是民營企業(yè)。

以王健林為代表的這類民營企業(yè)家也成功趕上了這次盛宴。王健林的成功要訣其實就是緊緊綁定政府，并順利搭上了中國高速城市化的快車，在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的泡沫增長中分享了巨大的財富。王健林死守“親近政府，遠離政治”的原則，從不與官員搞地下交易，但卻通過三大武器——城市綜合體模式、快周轉建設速度、軍事化管理團隊，為城市發(fā)展提供動力，為官員升遷帶來政績。

其結果便是：政府政績有了，城市形象有了，萬達利潤增加了。但這個財富的利潤是如何來的呢？這里就是土地的秘密。不夸張的講，王健林的絕大部分財富來源就是生產資料溢價和快速城市化帶來的結果。而且這樣的事情也同樣發(fā)生在大大小小的其他民營房地產企業(yè)家身上。

30年前我就說過一句話，“國有企業(yè)是史前恐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經濟怪胎”。當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雙軌并行的時候，絕對是腐敗的高發(fā)期，這沒法避免，也是必然規(guī)律。因為一旦形成二元經濟，就很容易形成尋租和設租；實行雙軌制必然官商勾結，所以現在抓腐敗哪一個不是官商勾結，郭廣昌就是眼前的例子。

因此，伴隨著國進民退而產生的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民營企業(yè)，無不在這場財富狂歡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飯。通過獲得治外法權，或尋租設租，或壟斷資源，或官商勾結，都找到了通往財富大門的密匙。而這一切都是在高速城市化、房地產化的過程中悄然發(fā)生，可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低成本、低風險、高回報。

回到現實中來，水落石出以后，下一步能支撐中國前行的是什么呢？我認為還是實業(yè)和制造業(yè)。所以董明珠說過：沒有制造業(yè)，馬云算個屁；中國只能有一個馬云，但要有若干個董明珠。比如華為已經一騎絕塵的創(chuàng)造千億營收規(guī)模，這才是真正名副其實的世界五百強。但事實上，任正非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專注于實業(yè)20年的苦心經營。所以中國不是不能做制造業(yè)，而是因為人們都被短期利益誘惑而沉不下心來。

事實上，并不是只有任正非才能頂得住，但如果能頂得住，就都能在這場商海中挺過來。董明珠能成功也是因為她長時間的堅持堅韌。雖然營銷出身，但她繼承了前任的科研精神，用了二十年的時間終于燒開了這鍋老湯，著實不易。而我們大多數企業(yè)哪里能堅持二十年，在三年五載間就被周邊所影響、捆綁。所以水漲船高泡沫化的時候任正非和董明珠們能夠堅守，水落石出時他們的優(yōu)勢也將表現出來。

當暴風雨到來的時候，我們還要回到最樸質的那幾句話：第一是尊重常識，第二是敬畏規(guī)律，第三是把握本質。本質是什么？就是以史為鑒，以日為師，那么日本當時怎么從泡沫化中扛過來的呢？回過頭看，真正撐住日本經濟的還是千千萬萬的中小型制造業(yè)企業(yè)。如果沒有這么多制造業(yè)企業(yè)，日本經濟恐怕早就完蛋了。疾風知勁草，歲寒見后凋。很有意思的是，當初那些被指責成“迂腐不化，一生懸命”的制造業(yè)者現在反都成了英雄，而那些備受推崇的“投機英雄”則紛紛倒下成為歷史笑談。這其實就是所謂的本質、規(guī)律、常識。

從這個意義上講，制造業(yè)不是不能做，不是沒有出路。而恰恰相反，中國巨大的市場已然為千千萬萬的制造業(yè)企業(yè)提供了最重要的發(fā)展條件。位卑未敢忘憂國，當我們前瞻中國經濟命途歸宿并俯瞰宏觀產業(yè)結構時，一邊開始認知到泡沫經濟難以為繼破滅到來的必然，而另一邊我們也已經看到制造業(yè)和實業(yè)發(fā)展壯大絕非偶然且實屬必要。何去何從，不言自明！

因此，小而言之如東莞、佛山的精工制造業(yè)，中等規(guī)模的如華為、格力等名企優(yōu)企，大而論之如中國的核能、高鐵等，都將是中國經濟救命的稻草和真正的希望。時代呼喚英雄，這些企業(yè)也將成為中國未來能夠仰仗的基石和真正的脊梁。但真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吾將上下而求索”。

未來的時代就是一個“內容為王”的時代，除了制造業(yè)之外，以服務業(yè)為代表的內容產業(yè)也將是中國未來經濟的重要力量，我將會在下一次沙龍中專門解讀什么才是真正的內容為王。

總之，這就是暴富的秘密，這就是脆弱的繁榮，這就是未來的出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通過打開財富的阿里巴巴山洞，理解泡沫經濟繁華背后的真相，才能找到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道路。

在全民資本化的過程中，大到金融寡頭都在玩資本、玩并購，小到中小老板也紛紛加入資本市場興風作浪，這與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之前的現象非常相似，因為過度資本化最容易產生泡沫進而導致社會失衡，這將付出沉重的社會代價，但歷史的辯證法就是這樣無情，我們能做的只有未雨綢繆。